2015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意义引起国外观察家们的关注，特别是中国提出，建立网络主权是巩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首要原则。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重要议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越来越多的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相关领域之中，许多旧有的不成文规定和理念似已过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技术乐观主义，已迅速被不安情绪取代——这种不安情绪包括民众参与增加导致的，如网络霸凌等问题，还包括全球安全与稳定问题。因此，在国际层面上，网络治理成为国家间争论的首要议题。中国认为，互联网是真实世界的缩影，也应遵从类似19世纪外交原则一样的准则。国家政府在其网络主权范围内拥有掌控权，不受别国干涉。

无论该基本原则是否正确，但网络跨境的本质无疑是个难题。初提主权原则之事，国际间事务范围相对狭窄，易于管理。而如今，新的管理术语“工业4.0”广泛传播，数字资料已成为最具价值的资源。中国期望从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得益，而严格的网络空间边境管理，亦或是数据本地化需求，可能会阻碍互联网发挥全球经济潜力。另外，即使广泛传播并引发众多关注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管辖权的范围却是不得不提的问题。据报道，几天前，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官方媒体呼吁惩处一德国公民，原因是该德国人将毛泽东比作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若是该表述侵犯了中国的网络主权，那么同样的，中国空军上校戴旭的言论又该如何对待。戴旭上校在其微博中声称，禽流感是美国策划，用来攻击中国的生物武器。

问题在于，针对这一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中国并未给出明确答复，而是坚持国际电信联盟（ITU）和联合国机构应发挥更大作用。的确，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在乌镇发表讲话，表示将与中国加强合作。就实践层面而言，此次大会建立了高水平工作小组，该小组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总裁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e）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为主导，来促进中国互联网发展，增强国际联系。

很显然，这些行动没能改善西方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但与此同时，如何像在其他政策领域中一样，在网络空间领域同中国合作，仍未得出结论。也许乌镇峰会并未体现国际政治上的大趋势，而是中国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没能很好地满足自身利益，想要借此建立新的制度。例如，中国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并未参与其中。

目前，事实的确如此。仅为数不多的欧洲及美国高级代表出席了乌镇峰会，而中国相应级别代表同样缺席了“伦敦进程”会议和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但与亚投行等相比，互联网治理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全球互联网（大概）只有一个。尽管西方世界大可用道德纯洁性这一令人满意的理由，拒绝中国的提议，但中国很可能会进一步设立自身网络屏障，或是以更加强有力的刺激，促成更强的地区性“不情愿联盟”，来应对现状。当然，中亚国家大量出席乌镇峰会似乎也意味着，其有意向该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回避并不能解决问题。

除了全球治理问题，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乌镇峰会也为中国事务观察家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习近平主席出席乌镇峰会，似乎预示着中国全力支持在去年提出的网络发展行动计划。的确，“互联网+”也许是此次会议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如今，中国经济并不乐观，此时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显然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但同时，该计划也传递出政治信号。近日有报道显示，政府正在处理国内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意见。这也许并不意外。习主席持续进行反腐行动，并宣布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引起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倦和抵制。接着，对于改革实施缓慢的失望情绪占了上风。

将注意力转移到互联网之上，使中央政府有了两种途径，能避开官僚主义这一顽固问题。其一，相对而言，互联网经济较少依赖于关系密切的大型国有企业，即现今的既得利益者。其二，互联网技术能够帮助监控地方一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和官员表现，终结“山高皇帝远”的旧态。

这项治理国内问题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因素影响。当然可预见的是，中国领导人会制定更加缜密的方案，从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机遇等方面的相互作用中获益。新的乌镇行动计划最多能够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使政治精英保持敏感度，认识到持续、必要的全球互联网的重要性。同时，还有一点不能忘记，中国政府仍会不断寻求国际法律的认可，认可一项其实际已经享有的权利：对于能够公开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政府有最终决定权。

作者：Rogier Creemers，系中国版权和媒体博客编辑

译者：沈翼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