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融（公元前16－62年），字周公，生于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市）。他为人重情重义，性格耿直豪爽，喜好结交俊杰，曾担任过王莽政权的强弩将军司马和波水将军等职。王莽政权倒台后，窦融带领军队归降刘玄更始政权，被推荐出任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太守。但他经验深厚，眼光过人，感觉刘玄能力欠缺，更始政权不稳，便申请辞去太守之职，后被改派为张掖都尉，避居河西。窦氏家族常年经营河西，在河西一带素有影响力。后面，才有了窦融“举足轻重”的故事。

据边自保 治理河西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西汉时期十分重视对河西地区的经营开发，先后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和金城五郡，并移民戍边、屯田固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为窦融据河西自保提供了保障。但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等因素，与关中、关东等地区相比，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窦融避居河西后，面临极为严峻的内外环境：内有五郡，郡守权均力齐、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外有东边的隗嚣称王陇右，与之对峙；北面的匈奴不断南下，扰掠北部边疆；南方的羌人常常寇掠金城等地，西域各族也时常前来骚扰。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窦融结交当地豪杰，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很快就赢得了河西地区广大民众的认可。更始政权败亡后，天下纷扰不安，政权林立，窦融组织召开五郡联合会议，共商大政。最终，在河西“州郡英俊”的拥戴下，窦融担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兴边富边的措施。

政治上，他协调民族关系，“置从事监察五郡”，稳定社会秩序。河西地区汉、羌、匈奴和小月氏等多民族杂居。新莽末至东汉初，天下大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和复杂。为促进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窦融实行了怀柔政策，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此外，他还重用一些为官清廉的人，设置“从事”一职，用以监察五郡的官吏，使各郡之间“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军事上，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加强戒备，提高军队战斗力。为确保河西地区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社会经济发展不受破坏，窦融在平日修整军备，扩充兵马，加强操练；战时则根据五郡的盟约，亲自率部队与各郡军队共同战斗，屡战屡胜。为防御周边少数民族的扰掠，窦融加强了边防警戒体系建设，护佑一方安宁，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上，他设军屯与民屯，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生产活动。在农业生产方面，为满足军粮及老百姓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窦融一方面在军队实行军屯，由军事长官负责具体屯垦事务；另一方面在郡县设置“田吏”等官职，组织人民开垦荒地。针对河西地区干旱少雨的问题，窦融不仅设置主管水利的官员负责灌溉事宜，还下令禁伐树木，保护生态环境。在畜牧业方面，他颁布了禁屠马牛的政令，用以保护战马和耕牛等役畜。在商业贸易方面，他开辟了专门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促进商贸流通。

通过一系列措施，河西地区出现了“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的盛况，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窦融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奉书献马 决策归汉

光武帝刘秀称帝后，窦融有意归附，但因相隔遥远、阻碍重重，未能及时将愿望传递出去。此时，天水的隗嚣虽然采用建武年号，名义上归顺刘秀，但“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为了实现长期割据，避免腹背受敌，隗嚣极力拉拢窦融，并专门派遣辩士张玄进行游说。张玄暗示窦融，可效仿西汉时期的南越王赵佗割据一方。

究竟该何去何从？窦融召集河西地区豪杰与诸郡太守共同商议。有人建议归顺刘秀，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经过审慎的思考后，窦融最终“决策东向”，并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派张掖长史刘钧前往洛阳，向刘秀奉书献马，联络归汉之事。

说来也巧，刘钧与刘秀的说客竟然在路上相遇了。

原来称帝5年后，刘秀在中原的统一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开始把目光投向河西地区。此时，他的对手主要是盘踞蜀中的公孙述和割据天水的隗嚣。刘秀知道河西地区民富兵强，若窦融归顺公孙述与隗嚣，必使割据势力如虎添翼；若归顺自己，则建武政权的统一大业必定势不可挡。为此，建武五年夏，刘秀派出了自己的说客。刘秀的说客遇见刘钧后，顺势把他带回了洛阳。

刘秀得知刘钧的来意后，十分高兴，下旨任命窦融为凉州牧，赐黄金200斤，并写了一封亲加玺印的书信让使者带回去。刘秀赞扬了窦融治理河西地区的功绩，也表达了对他的思慕之情：“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最后，刘秀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即窦融无论偏向哪一方，都将打破均势，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这便是“举足轻重”这一典故的由来。

事实也充分证明，窦融在刘秀建立大一统政权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窦融收到刘秀的玺书后，再次派遣刘钧上书，陈述归顺之意，同时让弟弟窦友赴洛阳代己坦陈心迹，也有让弟弟作为人质，表忠诚之意。窦友与刘钧一行走到安定郡高平（今宁夏固原市）附近时，正遇上隗嚣起兵叛汉，道路被堵，于是窦友等人返回河西地区，改派司马席封走小道到洛阳呈上书信。

窦融见隗嚣公然叛乱，就给他送了一封书信。在信中，窦融首先称赞隗嚣当年忠于汉室，严守节操，效力朝廷；接着批评他如今听信谗言，企图割据，令人惋惜；最后希望他深思逆顺之道，不要执迷不悟，而要悬崖勒马。但此时，隗嚣已经铁了心要叛乱，对窦融的劝降不予理睬。于是，窦融召集河西五郡太守，商议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上书刘秀，请示出师日期。

刘秀对窦融的态度和表现颇为赞赏，特以外属图及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相赐，这几卷书中都有与窦太后相关的人事，表明刘秀续其与窦融七世远亲的关系，也彰显窦融先祖对汉朝的忠诚，并在诏书中强调现在关东盗贼已平定，汉军即将西征，希望他整顿兵马，配合汉军，一起建功立业。窦融接到诏书，随即与诸郡守率兵入驻金城，打败了投降隗嚣后盘踞在此的先零羌，斩首级千余，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只待刘秀的到来。后因汉军大部队没有进发，窦融便率军退还。

建武七年（公元31年）秋，隗嚣发兵侵犯安定，刘秀准备亲自西征，并告诉窦融自己的出兵日期。不巧的是，那几天下起大雨，道路阻塞，且隗嚣已经退兵，所以作战行动被迫终止。窦融担心大军延久不出，必生变，便赶紧上书刘秀，分析利害：只要我们抓住隗嚣士兵骚动不安的时机，东西配合夹击，一定能够消灭他们。如果不从速发兵，无疑是外长敌人志气，内示我方困弱，敌人定会乘虚而入。刘秀深以为然，于第二年夏，亲自西征隗嚣。窦融根据约定，带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前来助战，并与刘秀大军会师。刘秀为此举行盛大宴会，待窦融以特殊礼节，任窦友为奉车都尉。最终，隗嚣部众溃败，城邑全部归降。刘秀以窦融功高，封其为安丰侯，同时对窦友以及五郡太守予以加封。封赏完毕后，刘秀率众东归，窦融等西还故地。

谋后举足 功成名就

陇、蜀均已彻底平定后，窦融入朝，位列三公，执掌重权，得以绘像于南宫云台。窦融在世时，窦氏一族先后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显赫一时。窦融去世后，窦氏一族和东汉王朝始终交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窦氏一族之所以能够延续数百年的权势与荣耀，既得益于窦融“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得益于他“谋后举足”的远见卓识。

谋机遇，治河西。窦融被举荐出任巨鹿太守后，并没有仓促上任，而是审时度势，三番五次请求辞去巨鹿太守，并最终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遇，避开了战火纷飞、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同时，窦融也意识到避居河西地区的不利之处：政治上民族关系复杂，随时有激化矛盾的危险；军事上面临匈奴、羌虏以及西域各族入侵的威胁；经济上因孤悬西北导致发展相对滞后。为此，窦融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既保证了河西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造就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

谋大势，促统一。经过窦融的苦心经营，河西各郡的实力逐步强大起来，河西地区逐渐具备了割据称王的基础。但窦融心中向往的并不是自立为王，而是据边保护宗族后裔，发展实力以待全国统一。刘秀登基后，窦融分析天下大势，“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确定刘秀政权统一天下乃大势所趋，因而启用建武年号，承认东汉政权。当隗嚣对东汉政权三心二意，甚至威逼利诱窦融时，窦融依然保持自己的初心，丝毫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中央政权，反对分裂。他一边主动联络刘秀，一边协助汉军夹击隗嚣，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天下一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隗嚣不谋大势，企图割据，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谋进退，不贪权。更始政权建立后，窦融深知刘玄难成大事，并未草率行事，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设法去了偏僻的河西地区以求自保，并密切关注动乱的发展，以期寻找能够一统天下的明主。刘秀称帝后，窦融不受权欲诱惑，顺应统一大势，主动放弃自己在河西地区的一切权位，归顺刘秀。东汉政权巩固后，窦融虽位极人臣，但对权势并不贪恋。他多次上书，诚恳地请求退回封赏和官爵，赢得朝廷内外广泛的尊重和认同，最终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臣。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