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一则特斯拉状告“印度特斯拉”的新闻引发舆论热潮。据印度德里高等法院5月3日的一份记录显示，马斯克旗下的汽车制造企业特斯拉公司对一家名为“特斯拉电池美国有限责任公司”的印度电池制造企业发起诉讼，指控其商标侵权。却迎来“印度特斯拉”的支持者对特斯拉的严厉批评。

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这类现象，在印度市场上并非偶然。近几年来，在国际舆论场兴起的“印度崛起”“印度奇迹”“人口红利”等造势浪潮下，外国企业纷纷前来印度投资。然后，印度或指控外企涉嫌偷税漏税，或阻碍外企申请应得补贴，或使用莫须有罪名一视同仁地打压一众外企。几乎所有在印企业都“难逃一劫”，谷歌、亚马逊、诺基亚、三星均曾遭遇数十亿的“天价罚单”，OPPO、vivo等企业都在印度市场栽过跟头。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关税壁垒高企、行政繁文缛节、官员寻租腐败等，印度成功获得了“外企黑洞”的名号。

单边保护主义严重，对外资强取豪夺

印度政府实行非常严格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通过限制进口以及提高进口税的方式来强迫外国企业协助印度构建与强化其产业链和供应链，以此推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这对于众多外企来说是一个强制性的负担，增加了其在印度经营的成本和风险。

2023年6月，印度政府对小米、OPPO等中资智能手机制造商提出一系列不合理要求，包括企业开放印度资本入股；核心高管必须由印度籍人士担任；由印度企业制造和组装手机；培养印度经销商扩大出口。同年10月，印度塔塔集团接管纬创资通的印度业务，则进一步暴露了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短板。纬创资通作为iPhone的重要供应商，其在印度的业务一度被视为中印经贸合作的典范。然而，随着塔塔集团的接手，印度本土企业似乎更愿意通过收购而非自主创新来拓展业务。

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无疑会削弱印度在高科技产业中的竞争力，同时也是对其作为开放经济体形象的极大讽刺。

监管规则“翻烧饼”、政策法规不透明

据报告，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名义GDP计算是第五大经济体。作为全球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印度市场对全球化企业拥有不小的吸引力。然而事实上，在印度的外资企业不仅要面对高昂的税收和复杂的监管环境，还要应对频繁的政策变动和不确定性。对在印外资企业来说，印度官方带来的“灾难式”风险，远比日常经营风险更可怕。这让多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甚至已经入驻的企业也在悄悄撤离。

2007年，印度政府试图对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公司在印度的收购行为征收高达29亿美元的税款。但这一举措在随后的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中并未得到支持，沃达丰公司成功避免了巨额税款的支付。然而，仅仅数年之后，2012年印度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绕过了最高法院的裁定，赋予了税务部门继续向沃达丰追缴税款及罚金56亿美元的权力。印度政府此举不仅违反了法治原则，也引发了外国投资者关于“税务恐怖主义”的担忧。相似的事件还发生在苏格兰凯恩能源公司身上。

企业期待可预测的、确定的、透明的政策体系，以及注重时效的司法体系，但印度立法模糊、诉讼低效、刑罚严苛三者叠加，造成“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局面。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期待成为“世界工厂”的印度仍被认为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外国投资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撤离印度，其中不乏德国麦德龙、瑞士霍尔希姆、美国福特、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这样的行业巨头。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加大外企投资风险

对于外企而言，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环境是开展业务的重要前提。而印度除了政府管理落后，营商环境堪忧之外，基础设施也是一大痛点。仅以水资源为例，2024年3月，印度南部科技重镇“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缺水危机。据官方数据显示，该市主要水源高韦里河的每日供水量为14.5亿升，但该市的每日需水量为20亿升，缺口巨大。缺水危机迫使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如购买昂贵的替代水源、调整生产计划等。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人才的流失，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根据印度政府2018年的一份报告，该国24个邦中有近7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该国每年约有20万人因无法获得清洁的水而死亡。

缺水危机揭示了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理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不足，也暴露出了印度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风险。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基建能力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强大。

对于外企来说，一度被誉为“东方新工厂”的印度，其内部一系列被外界诟病为“杀猪盘”式的商业操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链的不完善，正逐步消耗其吸引外资的力量源泉，导致外资厂商对印度市场的热情逐渐降温，甚至纷纷选择撤离。（郭宏宇 田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