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观察家 | 章玉贵：从四个维度夯实上海经济发展能级的战略优势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协商议政咨询专家，《东方金融评论》主编。

　　■ 衡量上海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坐标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既取决于上海在“十四五”时期乃至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期内绝对经济实力的提升，也取决于上海在强化“四大功能”与发展“五型经济”基础上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气质的超级城市拥有的综合竞争力。

　　■ 比照成熟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上海全球要素资源配置与资产定价能力的提升，既离不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的持续推进，也离不开比照国际最高开放与市场运营标准，而若要在要素市场、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系统集成、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方面锻造出竞争优势，还需要强化浦东作为吸收国际高端产业与金融资本超大规模平台的引领作用。

　　上海是中国参与全球顶层分工的王牌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扎实稳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2021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发展彰显韧性，主要经济金融指标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尽管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在新一轮发展中获得党和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策支持，是2021年7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本就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从目标指引、政策逻辑与操作层面，赋予上海在21世纪上半叶代表中国参与全球顶层分工的“正印先锋”地位可谓纲举目张。

　　衡量上海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坐标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既取决于上海在“十四五”时期乃至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期内绝对经济实力的提升，也取决于上海在强化“四大功能”与发展“五型经济”基础上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气质的超级城市拥有的综合竞争力。

　　客观而言，从经济总量与格局变迁来看，面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竞争压力，上海原先拥有的先行发展优势有的正在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培育、形成之中。单从经济和财力而言，1983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九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1500美元，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而到了2020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足全国的二十五分之一，只相当于第一大经济省份广东的38%。2021年前三季度，同属于长三角的安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上海，安徽的省会合肥的经济发展能级与创新潜力备受瞩目。但是，在财力方面，上海2020年的财政收入依然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广东、江苏和浙江，是安徽的2.2倍。至于上海在战略产业、研发设计、先进科技与高端制造、要素市场体系与资源配置力、系统集成与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尤其是对接国际最高标准和规则的能力方面，则是一般省份难以比拟。国家之所以把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科创中心的任务交给上海，就是看中上海在这些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

　　从全球中心城市的发展阶段来看，上海目前正处于着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并全力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第四阶段。随着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先行先试不断结出硕果，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十四五”时期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期内取得重要进展，在世界级产业创新高地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创新和人才高地的配套支持下，上海将显著提升在全球产业、贸易与金融分工中的战略地位。

　　上海的经济能级与战略优势仍需加强

　　上海经济总量从高峰时期的占全国十分之一下降到如今的不足全国二十五分之一，既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服务业发展进程中的自然逻辑延伸，也是中国步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布局更为均衡、经济发展更为多样化的现实体现。当然，作为中国经济的王牌，上海的经济能级必须不断上台阶才能保持量和质特别是影响力的相应提升。概言之，上海在2035年乃至2060年前既要谋求在“双碳”目标下的率先转型，更要在转型中找到能使经济迈向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能级的内生动力与战略支点。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而言，目前全球前十大城市中，纽约和东京的经济总量在1万亿美元上下，处于第一层次；排名第三的洛杉矶为7500亿美元，领先于第三层次的伦敦、巴黎和芝加哥约1000亿美元，高出排名第八的上海2000亿美元左右；排名第七、第八和第九的休斯顿、上海和北京的经济总量相互之间的差距在4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根据上海“十四五”发展目标，预计2025年上海经济规模将接近80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当然，真实世界的经济发展要兑现静态的规划，需要破解一系列约束条件。上海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制约要素，既来自土地与空间布局的刚性约束，也有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与部分产业“空心化”等不利因素，更有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力资本优势面临竞争对手挤压的重大瓶颈。而从国内国际环境来看，上海能否真正建成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既要看上海在包括经济发展、研究开发、城市治理、人居环境、社会文化、教育医疗、交通运输等诸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城市竞争体系的成熟度与活力释放，更有赖于上海在基于金融、科技、数据、贸易等超大规模平台上逐步形成的要素集聚与配置能力提升。其中，人口与人才作为最重要的变量，将始终是上海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着力点。

　　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将越来越集中到对核心产业与前沿技术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以及战略人才的争夺。上海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尤其是参与全球顶层分工的“正印先锋”，其肩负的国家使命与作为全球核心城市新兴发展样本的先行先试，将构成上海不断谋求发展能级提升，整固战略竞争优势的内生性驱动力。

　　在四个维度强化上海的综合竞争优势

　　宏观经济学已有的研究表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真实世界的经验实践早已证明，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定要依靠技术内生性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而就支撑经济内生性增长的要素而言，金融交易与资产定价、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研发与高端制造能力、供应链畅通与交易成本节约、法治与争端解决机制的确立等，是一国或地区在制定和执行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必须高度关注并着力求解的重大核心问题。

　　上海是当今世界主要城市中少数集制造、金融、贸易、科技、航运等于一体且陆海空运输高度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区域地理位置优越、战略腹地开阔、商业文化底蕴深厚的重要力量中心。在迈向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化城市进程中，上海应当且可以整固在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引领地位；夯实作为全国战略产业运营管理中心地位；逐步起到在亚太经济版图中“锚”的作用；成为吸收国际高端产业与金融资本的超大规模平台，尤其是成为积极参与全球顶层分工的“力量杠杆”与“桥头堡”，并以此服务于国家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

　　一是通过深化科技、教育等促进经济内生增长的核心要素改革，对标全球握有分工优势的超级城市的发展逻辑，结合上海在科创与教育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试经验，精准把握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技术发展的脉搏，以深层次的自我革命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跟进乃至引领，构筑上海在21世纪上半叶的科技和教育新优势。为此，上海需大力营造能够孕育前沿科技成果的创新生态与教育环境。一方面，需要持续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与营商禀赋；另一方面需要推动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与科研体制的突破性变革，通过经验教育与示范引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逐步解放相对内敛的文化个性，形成政府和全社会对创新实践的广泛支持以及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对人才创新积极性的有效保护、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最优先保护等。

　　二是通过深刻把握全球产业变迁趋势，以精准的服务对接技术变迁与市场变化趋势，整固上海作为国家战略产业运营中心的地位。人类迄今发生的几次工业革命都是在欧美酝酿发动的。而在今天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由于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基础网络设施、最大的消费市场与数字化应用场景，并已在航天科技、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制造业及新能源领域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上目前正在打通制约信息工业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瓶颈、突破集成电路产业存在的短板、加速培育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企业，正在步入全球最高层面的经济与技术竞争领域。在此进程中，上海承载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与产业创新高地的使命，应当用更加动态与理性的视角来审视其在全球与中国产业布局与竞争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上海在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产业配套、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税收与国际化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特别是世界级项目的统筹和运营管理能力，强化从设计、生产到服务的系统集成，由此孵化出一批独角兽企业并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价值重估机会。

　　三是以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为战略抓手，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与高质量落实，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来吸引国内外高端要素与人才集聚，培育上海作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高质量样本，实现全球资金、技术、信息与人才等资源优化配置。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浦东新区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最佳时间窗口，也标志着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已站在全球经济产业与金融竞争风口的最前沿。就操作与执行层面而言，中央确立浦东在中国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预示着浦东和临港新片区将在两个维度、两个市场上推动要素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创新高地建设能力的提升。所谓两个维度、两个市场，即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与金融规则的基础上，结合上海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和高水平改革开放引领区的定位，强化浦东作为吸收国际高端产业与金融资本超大规模平台的引领作用，实现在岸人民币资产和离岸人民币资产的双向对接，境内与境外两个市场的高度联动。随着科创板的成功运行，结合临港新片区以“科技创新+高端产业”为驱动，浦东将在形成全链条“智造港”方面不断取得的新突破，有望锻造出从陆家嘴到临港新片区的超大规模数字产业与金融科技场景应用的集中带，进而培育出一批高度重视人类未来消费体验并进行前瞻性研发与测试的创新性企业，最终通过着力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形成能批量催生伟大公司的厚实土壤，实现培育一批千亿元级乃至万亿元级支柱产业的目标。

　　四是在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上海既需要重视吸收成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经验，更要深深植根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的基本国情，将建成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心与资本的资产定价中心作为突破口，持续推动全球性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厚植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气质。

　　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强国的一般发展逻辑来看，无论是货币的国际化还是金融中心的升级，尽管离不开政府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深度培育，但内生性的关键要素还在于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与金融要素的高密度集聚，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深度参与。因此，要将上海视作持续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配置中国与全球金融资产的最重要平台。上海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仍应继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服务能力建设，展现开放的胸怀和卓越的营商环境。

　　最后，金融作为全球最高层面分工的表现形式，是“国之重器”和国家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离不开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稳固、贸易价值链的不断提升以及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的不断提高，而上海在这方面无疑拥有十分广阔的行为空间以及不断提高发展能级的能力基础。